如果说但丁的章“神曲”敲破了中世纪的天，那么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，便是首“人曲”，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灯。《神曲》（DivineComedy)一名中的“神”(Devine）字，本就来自薄伽丘之手。不知他是否早已预知，后世将他这部”人间喜剧”《十日谈》与但丁的“神间喜剧”相提并论-两部巨作分别以诗歌、散文的形式，首次将意大利俗语搬上大雅之堂，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。
将袅袅神曲化作人世间切切察察的，正是年那场席卷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欧洲的鼠疫（黑死病）。全城一半的人口，牲畜般一堆堆死去，埋之不及。活人们或清心寡欲、万念俱灰，或纵情享乐、为所欲为。万能的天主神明，森严的等级社会，罪与罚的伦理道德，在这场近乎灭顶之灾的“人事”前,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《十日谈》，便是在这样一副可怖可慨的背景下，悲极而生的不亦乐乎。
七位妙龄女郎，取名分别代表了中世纪的七种美德（谨慎，正义，节制，坚韧，信仰，希望和慈善），与取名代表古希腊三种价值观（理性，精神和欲望）的三位俊美青年，在瘟疫恐怖的笼罩下，决定出走。他们在弗洛伦萨郊外的一个世外桃源里，重建秩序，轮流为王，开起了“故事会”。这十日一百个故事，成为后世几百年间，西欧文坛诸多名家名著（乔叟的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，莎士比亚的《辛白林》、《善始善终》，莫里哀的《受气丈夫》，莱辛的《智者纳旦》等）的创作来源。薄伽丘也被小说历史学家JohnDunlop誉为“小说史上被人模仿最多的作家”。
薄伽丘的创意是多层次，多方位的。从语言上看，他把“低级”的意大利俗语嫁接到了“高极”的拉丁语句式上，其意义类似于中国的“五四白话文运动”，我手写我口，奠定了整个现代意大利书面语的基础。从内容上看，薄伽丘可谓胆大包天，别人敢说的，他敢写；别人不敢说、只敢做的，他也敢写，以至于他死后连坟都被教会挖了。《十日谈》更是在百年之后仍列为禁书，被毁之一炬。
这本被教会视作洪水猛兽的“禁书”到底有多“恶劣”呢？
首先，他无疑是鞭挞教会，亵渎神灵的。在他笔下，教士“让你们把秘密向他们坦白，把钱放入他们的钱袋，过禁欲生活，逆来顺受……这很好，很圣洁；可他们这样做，无非是因为如果世俗的人可以随意去做，那他们就做不成了。”关起门来，这些修士们会无耻地说“没人看见的罪恶，已经被天主原谅了一半”。最讽刺的是，他们的贪婪，淫荡，无耻，居然让那个去罗马考察回来的犹太人改信了天主教，因为如此腐败的宗教，居然“屹立不动...一定有神灵在给它作支柱和基石”。马丁路德在推行新教改革时，也曾笑引过这个故事。
当然，这本被西方学者笑称为“thegreatestdirtybook”(最伟大的色情书）里比比皆是的，是对爱情与欲望的赞美与描写。薄伽丘本人，天生情种，爱女人胜过爱面包。坦称自己，虽葱儿白首，可叶梢常青。与其父一样，终生未娶，却子嗣成群。他为自己讲这些“不正经的故事”辩解道：现在，“即使是最有德性的人，为了保住一条命，也可以把裤子套在头上，堂而皇之地走到外面去”，只要“措辞得当”，为啥不能讲呢？说到“措辞得当”，薄伽丘可是高手。在他笔下，天真的女主角虔诚地把魔鬼关到地狱里去，在阳台上焦急地等着夜莺的歌声，在纺车前怔怔地盯着飞转的纺锭……修道院里装哑巴的花园工实在耕不动地了，终于向院长抱怨：“Whilefarmersgenerallyallowoneroosterfortenhens,tenmenarescarcelysufficienttoserviceonewoman”-交不出公粮了，却为修道院生出了许多小修士，然后告老还乡，一走了之。
无论男女，在薄伽丘笔下，只要机智灵活，凭借个人努力，往往可以改变命运。这在以“宿命论”为主导的中世纪，不能不说是另一个巨大进步。薄伽丘本人出身商贾，并非贵族。大瘟疫的降临，在最初的恐怖之后，在意大利社会上演了一场壮观的复苏：严格的等级被打破，人口流动性剧增，机会为智慧者打开一扇扇大门：奴隶变成了自由人，农民变成了商人，商人变成了统治者。大量无人问津的财产使得社会平均支付力大幅提高口，而人口的缺失也极大地刺激了农业技术的发展。生命的急促感更是让许多人将热情转向了文学与艺术，出现了一批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大款资助者，使得像米开朗基罗，达芬奇这样的天才终无衣食之忧，专注于艺术，开创出文艺复兴的盛世。
若无那场白骨累累的大瘟疫，若无那些在尸臭中仍能闻出花香的人，真不知这“人曲”将如果改写呢。最艳的花总是开自那最深最黑的土壤，而命运之轮的巅峰，又必将迎来最疾驰的堕落...